两强相争之下（中美博弈与集运市场）

中美之间的博弈可能会分化全球格局，并重塑贸易形势，而集装箱航运也必将受其深远影响。

世界正在面临一场能够重塑国际贸易格局的超级大国角力。而作为促进世界贸易和商业的润滑剂，船公司必须小心翼翼地应对贸易争端。正是因为船公司在运力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投资，才成就了现如今全球化的欣欣向荣；任何现状的改变都有可能造成巨大破坏，并导致其资产价值减损。

自疫情爆发以来，业界开始密切关注如何确保供应链韧性以防止再次中断。数不胜数的调研都问向企业：是将制造业转移到更靠近本土市场的邻国(近岸外包)，还是迁回国内(业务回流)，亦或是在拓展贸易伙伴的前提下继续离岸外包，还是将这些方式兼容并蓄。

如今，一个新词汇已被加进了贸易词典——“友岸合作”（friend-shoring），这个术语基本上意味着优先选择与有着共同价值观并高度互信的国家进行贸易。

而此种做法似乎正在得到美国政府的推动。去年，美国财政部长Janet Yellen曾表示“美国需要真正使其供应商群体多样化，而不是高度依赖那些存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无法指望持续可靠供应的国家。”

她也更进一步表示“友岸合作意味着存在着坚定遵守一系列准则和价值观的国家群体，美国需要深化与这些伙伴的联系，共同确保所需的关键物资得到可靠的供应”。

友岸合作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为各国总是倾向于与有共同点的伙伴进行贸易：可能基于共通的语言、相似的文化，或者其他由来已久的联系。

同样，与邻国进行大规模贸易也并非新鲜事。

为了未雨绸缪，船公司真正需要了解的是，这些不同的概念各自将在未来发挥多大的作用？

虽然目前尚无法通过海关统计数据来证明正在发生多种形式的去全球化（包括友岸合作、近岸外包或业务回流），但多样化的离岸外包已在兴起，即所谓的“中国+1”策略。

图1：美国集装箱进口货物份额（以美元计的前5大贸易伙伴）

来源：Trade Data Monitor，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表1：按贸易伙伴划分的美国集装箱进口货物份额（以美元计）

来源：Trade Data Monitor，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根据TDM(Trade Data Monitor)提供的美国进口集装箱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美国正逐步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并转向贸易伙伴多元化。相较于贸易战开始前，中国在美国进口商品中的份额缩减了近9个百分点，在美元计价下从2017年的40%降至2022年的31%（见图1和表1）。

然而，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无疑在Janet Yellen心目中属于友好国家范畴)在美国的集装箱进口份额也出现了下降。

另一方面，越南自2017年以来，其在美国进口商品中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在2022年达到8%。印度的份额提高了1.4个百分点。泰国则提高了1个百分点。

表2：按贸易伙伴划分的美国所有商品进口份额(以美元计)

来源：Trade Data Monitor，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诚然，由于墨西哥和加拿大两国与美国的贸易都是通过陆路运输完成，因此无法通过海运集装箱输送量来衡量。但就货值而言，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近岸外包商品正在美国进口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见表2)。

同样，尽管目前中国仍是美国最大的商品来源国，但其主导地位正面临威胁，自2017年以来下降了5个百分点。除非美中关系出现戏剧性的好转，否则中国不太可能保持这种领先地位太久。

在国际贸易关系中，普遍采取的是一种冷静和务实的观点，尽管各国都有自己侧重的贸易伙伴，但历史上大多数国家在处理贸易关系时都会忽略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事实上，西方经济体的制造业已外迁了一个世纪。在这样的背景下，所以如果还想保证关键物资的供应，就没资格对货物的源头如此苛责了。因此，各大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都会包含政治制度各异国家（至少目前如此）。

表3：按贸易伙伴划分的中国所有商品进口份额（以美元计）

来源：Trade Data Monitor，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其他国家的情形也差不多。据经济学人智库的信息，截至2022年，中国的前20大进口贸易伙伴的民主指数平均为6.81，与美国的7.20相差不大（见表3）。

然而，如果“友岸合作”成为未来的贸易标准，这一切将发生改变，船公司将需要开始创造性地思考如何同时为以意识形态划分的两大阵营提供服务。

对于美国而言，出台所谓保护美国出口商不受外国船公司“侵害”的仇外法条，并不能增加其在海外的信任度以获得更多盟友。此外，美国的保护主义立法也可能导致其与欧盟等亲密盟友之间出现分歧。

图2：德路里托运人调查结果(2月23日)

来源：德路里海事研究

德路里向一些托运人客户发送了调查问卷，试图了解当前地缘政治不稳定对他们采购决策的有多大影响(见图2)。

尽管这不是一项系统性或严谨的调查，但结果显示，关于制造业搬迁潮的说法或许有夸大的嫌疑。

66名受访者中，仅有15名(23%)表示他们的公司在过去5年中已变更了主要的生产外包国（5人），或在未来5年内有变更计划（10人）。在被问及对采购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进行排序时，15名受访者表示他们首先希望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以尽可能减少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平均得分为1.9分（1为最重要，5为最不重要）。其次是对贸易争端的担忧（2.7分）和劳动力成本上升（3.1分）。相对而言，受访者对于道德（3.5分）和环境（3.8分）等因素的考虑程度较低。

有趣的是，唯一一位年采购量超过10万TEU（主要从中国到英国）并表示考虑在5年内变更生产外包国的受访者，将道德问题列为首要因素。不过这可能并没有什么代表意义，这位独特的受访者可能之所以对道德问题更加关注，是因为高知名度的大型货主需要更深入地考虑他们的采购来源。

表4：德路里托运人调查详情

来源：德路里海事研究

德路里的观点

总的来说，现有的事实还不足以让德路里相信去全球化不仅仅只是学术层面概念或媒体炒作。诚然，离岸外包会更加多样化，但对外包地的选择仍将受到传统因素的驱动，如劳动力成本、生产和物流能力。

道德和文化层面的共通性将继续在托运人的采购决策中发挥作用，但“友岸合作”能否脱离字面成为现实，或将取决于超级大国间角力的激烈程度。